查出胃萎缩，29岁女孩裸辞环游世界

在当前的就业环境下，裸辞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L今年29岁，之前在一家媒体机构上班。2022年，L裸辞了，导火索源于一次体检，她查出了胃萎缩和乳腺结节，这些毛病并不大，作为离职理由似乎并不充分。

但小毛病也足够说明了问题，在辞职之前，L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没了活力，她失去了胃口、好奇心、感知力、社交，以及所有的积极情绪，像一朵花一样枯萎了。当身体出现问题时，她无法再说服自己，撑下去。L向公司递交了辞职申请，决定一个人去环游世界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一路上，她遇到过不靠谱的租房中介；因俄乌战争，回不去乌克兰的项目经理及为逃兵役，在他乡艰难谋生的俄罗斯大学生；在炎热的岛屿，她遇到了只穿一条短裤，永远赤脚走路的攀岩教练；在伊斯坦布尔的海边，有许多无所事事却不愁吃喝的流浪猫……

L还意外成为了“大美女”。长相在东亚社会并不算讨喜的L没想到在土耳其人眼里，是媲美明星的大美人。她享受了美女的特权，被请客、被免单，被夸赞，但也很快感受到了美女的烦恼，被审视、打量、骚扰。最后，L庆幸自己在中国只是一个长相普通的女孩。得到自由比夸赞更重要。

玩了半年多，L回国，之前的烦恼并未消失，但L却隐约觉得一个新的自己生长出来了。

出发

“好想躺平啊”，电话里朋友焦躁的声音传来，在土耳其的我边听边走神。

看着海鸥在天空翱翔，情侣在海边热烈的拥吻，不远处有人在虔诚地祈祷。

内卷、抑郁、婚姻、工作……那些我本该感同深受的话题，好像已经离我很远了。

2022年夏天，29岁的我，裸辞后，决定环游世界。

我所有的行李被装在一个登山包和一个24寸的行李箱里，里面除了四季的衣物、基本生活用品、电子产品，还有一些维生素补剂和紧急药品。我想出发，去那些没去过的地方，获得完全的休息。

第一站，我飞去了土耳其，它地处欧亚大陆的交界，适合作为旅行中转地。更为重要的，土耳其的旅游签申请便利，网上提交申请，立马下签。

凌晨四点半，飞机在科威特中转，窗外一片漆黑。我缓慢步行到下一个航班的登机口，找个座位休息，等待登机。虽然疲惫，我却没有困意。窗外正朝着东方，我看着远处的天空，渐渐变亮，眼前一点点清晰。眼前和远处都是沙漠，看不到边。当下，我感到一种开阔。我想，自己的人生或许也应该这样，无边无际。

到达伊斯坦布尔，我住的房子在一个山坡上，朝向南边，可以看到一半大海和落日。屋内设施齐全，锅碗瓢盆，家用电器全都配备，很是难得。

伊斯坦布尔的落日

俄乌战争爆发以来，大批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涌入土耳其，这里的房价也水涨船高，配有家具的房子几乎被抢售一空，所剩无几。我暗自庆幸自己运气不错，还能租到带家具的房子。

上个住客的生活痕迹一点点涌现出来。一次，我坐在沙发上，感觉屁股被硌了一下，翻开坐垫，是一个玩具汽车的塑胶轮胎，被卡在了沙发缝里。之后，我还在房间里发现了大量未开封的纸巾、洗衣液、大米。

中介说，之前这里住的是一对俄罗斯母子，有一天，突然退掉房子，很多东西没来得及打包，再没有回来……

中介是一个留着黑色络腮胡，身材微胖的小伙子。他很喜欢像我这种用旅游签入境，三个月内就搬离的住客。频繁的短租，让他们的收入颇为可观。看房那天，见屋内明显没有打扫，门窗的锁也有问题，中介满口承诺说，立马找人处理。等签完了合同后，他消息却回复得越来越慢。到了最冷的一月，大风嗖嗖地从门窗缝里钻进屋里，开着暖气，我还是觉得冷。刚出国，就遇到这么不靠谱的中介，让我颇感不快。直至现在我还没收到当时交的押金，金额相等于一个月房租。

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小房子。每次出门和回来，小区保安会微笑着问好。在下坡路口，总能遇到几个踢足球的小男孩，见人经过，他们把球暂时停在脚下，耐心地等人过去，再玩。再往下走，有一家老爷爷开的餐厅，味道不咋地，但他人很能唠嗑。我喜欢带本书，点个小点心，在那里坐一会，看他和客人们聊天寒暄。

我不再注意具体的日期，对时间的感知，更多倚赖太阳的位置。每周四，屋后的街上，会有一周一次的流动集市。每当站在阳台上，看到人们拖着、提着菜篮子，从四面八方走来，我就知道周四来了。我也简单收拾一下，下楼加入采购大军。集市的东西大都比超市新鲜便宜，且摊贩们风雨无阻。下的雨再大，摊贩们从身后的货车里拿出雨棚，支起竹竿，生意照做。

看到我，很多摊主都会问上一句，“where are you from？”“China”我回答。此时，对方总会一脸疑惑，来这里的中国人并不多，我们的多数对话也常常终止在此。为了维持生存，我开始学几句基础的土耳其语，比如问价和数字，慢慢可以完成基本的购物。

伊斯坦布尔是一座古老浪漫的城市，清真寺遍布大街小巷，海岸线绵延。我喜欢看海，享受与大海的亲近。大海虽变幻莫测，深不可知，也意味着包容一切，蕴含一切可能。

当时正值冬天，寒风阵阵，我裹着羽绒服，在不同的海边，看人垂钓和玩耍。我看到的黑海是凶猛的，海浪来势汹汹；马尔马拉海奔放含蓄，刚要卷起的浪花，马上被下一波扑入水面；爱琴海更内敛一点，透蓝的水面，有泸沽湖的静谧，也有西湖的娟秀。

在海边，看着太阳被大海一点点吞噬，垂钓的人一次次收线，捞空，再放线，再捞空，如此往返重复。是否收获，似乎对他们并不重要。我让自己放空，什么都不想。

海边垂钓的人

有时，会有猫咪主动靠近。他们扭动着身子，在我身旁蹿上蹿下，或者直接跳上我的腿上，趴下，与人很亲近。也许是自由生长，猫咪们看上去很健康，匀称的身型，后腿肌肉强健有力，毛发透着光泽。

慵懒的流浪猫

猫咪们不愁吃住，在路边，特别是海边，有很多木头搭建的幼猫窝。街头巷尾，时常有提着大袋猫粮的爱心人士，我还与其中几位有过短暂交谈。这些人一般住在附近，放猫粮的位置固定，最近哪只猫咪没有出现，他们都知道。聊起这些小家伙，大家的眼神通常闪过一丝温情。

我的生活过得很简单，吃饭、运动、看书、刷视频，及四处游荡。英语在土耳其不算普及，我与多数当地人只能做有限的语言交流。无法真正进入这个社会，让我和它只能保持了一种浅尝辄止的链接。也正因为此，在一个生活、文化、语言完全陌生的国度中，我过着漫无目的的生活，也让我之前体内那根被压得死死的弹簧，慢慢恢复了弹性，我逐渐放松了下来。

弹簧失去弹性

离职前，我已经有一段时间，对生活失去感知力了。

每天醒来，心里像是沉了一块铁，整个人被压在床上，绵软无力。食欲也不见了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惯性般提起筷子扒拉几口就吃不下了。连最爱的“辣”，都撬不开我的味蕾。和人打交道也觉得很麻烦，时常没聊几句，就想尽快结束对话。只有一个人待着是最舒服的。

我是一个生活被好奇心驱动的人，新奇、有趣或者独特的人和事，我都有强烈的了解冲动。但当时好奇心也消失了。

我是做记者的，最初选择这行，因为拥有相对的自由。我有几次站在晚高峰地铁上，观察着自己和身边的人：几个人闭目休息，多数人低头盯着手机，消消乐、短视频、微信……千万人仿佛在过一种人生，疲惫似乎都是一样的。早晚高峰的车厢很拥挤，每个人都在努力地为自己争取空间，和不过度挤占他人空间，谨慎维持着一种平衡。我感到窒息。只有列车开始加速前进，地道里吹来阵阵凉风，抚过面颊，我才获得一丝喘息。

我问自己：这是我以后想过的生活吗？待在狭小的格子间，每天和固定的人打照面，去几个固定的地点吃饭，花大把时间通勤。

这种空间上的逼仄感，让我很难受。

或许记者是一个选择。记者不用坐班，只要按时交稿就行。媒体行业相对扁平，没有过于复杂的上下级关系。而且我喜欢游荡，遇见未知，主流社会认可的“安稳”生活对我暂时没有吸引力。

记者这个职业确实有它的魅力。即便需要和时间赛跑，被热点赶着走。只要出发去实地采访，我就会感到兴奋。在移动的车厢和机舱中，变化在发生，生命也在流动着。与人面对面，在短时间内抵达一种深层交流，时常能让我忘记辗转奔波的疲惫。

我本科是学工商管理的，硕士转到了社会学。没有新闻专业底子，我采访、写稿更多凭好奇和直觉。最初，我很投入这份工作，采访中，也会全力突破和采访。有时一地访完，赶往下一地，即使脑里有一个声音，在很大声的说，“我要休息”，我仍会强撑和司机或者同行的人聊一聊，“万一他知道些情况呢”。

现在看来，这样坚持的代价是极高的。以这种方式获得关键信息的几率小之又小，而人的自我调节能力像一根弹簧，长期的挤压，会导致无法回弹，直至报废。

最近两年，行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环境的压力逐级传导，结果是链条上个体的崩溃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写稿都难以让我愉悦。每次写稿前，我会在手机或电脑打开一个文档，写写途中的见闻逸事，那时我才觉得在与文字亲近，文字也反馈给了我生活的力量和勇气。但结果是，留给新闻稿件的精力和时间少之又少，次数多了，内耗也越来越严重。

从萌发离职想法，到最后付诸实践，经历了漫长的心理拉扯过程。直到身体在向我发出警告——我的胃部开始隐隐疼痛，偏头痛发作越发频率。从小我就容易偏头痛，感冒、吹风、生理期、晚睡、久坐低头、吃了不干净的食物都会痛。有时一个月痛一次，有时两三个月一次。到离职前，达到每月会疼两三次，每次痛两三天。布洛芬对我早已失效。

提离职前，我去医院做了一次全面体检。做胃肠镜时，我妈一直陪着我。

躺在手术台上，麻醉针注入体内没几秒，我就闭上眼睛，失去了意识。醒来，已是半个多小时后。妈妈守在我身边，眉头紧收，一只手轻抚我右脸，一边轻轻的唤我小名。迷迷糊糊中，我听到门外传来很大的说话声，铿锵有力的，是在我后面麻醉的人，他们早就醒了。见我一直不醒，我妈很担心我。

体验结果显示我有乳腺增生、慢性胃炎，都是小毛病。但可能做胃肠镜的过程把我妈吓到了。没过几天，她对我说，“我们别干了吧，坏了身体得不偿失”。我说，“好”。

意外成为“大美女”

到土耳其不久，我在一家星巴克吃东西。付款时，刷卡总失败。我和店员手舞足蹈地沟通一番，也没弄好。正准备放弃时，排在我后面的一位陌生小哥递过自己的卡，替我付了款。之后，同样的情况又发生过几次，有次一位餐厅老板直接给我免了单。

最初我以为是当地人对外国游客的热情，但由于发生得太过频繁，让我很是纳闷。后来当地朋友说，因为我的脸长在了他们的审美点上，可以“靠脸吃饭”。

在国内，我并不算是美女，甚至属于长得不太好看的。我天生单眼皮，眉毛粗黑，又很糙，两个颧骨明显，两片嘴唇偏厚，下颌线比较方。因为长相，我在青春期，一度有些不自信。对于朋友的解释，我半信半疑的。

但当我在外国的餐厅、商店，不断收到来自男性或女性赞美，女性赞美来得还更为直接、热烈时，我才慢慢认可了这一评价。虽然早早懂“审美并非天生，而是被社会环境塑造出来”的这一道理，但生平第一次，被如此频繁且真诚的夸奖外貌，还是让我挺喜悦。

但很快，麻烦接踵而至。地铁上，有人上下打量我，我会瞪回去，直至对方将视线移开。一次，我和一名男性搭一趟电梯。门关上后，我看到他不停地用余光扫视我，询问我的国籍、此次来土耳其的目的。我简单答了几句。他问我要联系方式，我回绝了。他脸上闪了一丝失落。电梯门打开，他跨出电梯时，又突然回头，用手肘强撑开电梯门，再次问到：“你确认？”“确认”。我被吓到了。

这样的情况是少数，但仅一两次，我就感受到被“观看”的窒息，那是一种与“欣赏”完全不同的眼神，带着评判、佯装，或许还有计算。乃至我有些庆幸，或许正因为外貌没有踩在东亚社会的主流审美点上，我反而获得了更多自由生长的空间。认识到自己拥有某种自由，远比被人夸赞好看更令我欣喜。

这件事又引发了我的另一个思考。之前人生苦恼的一部分来源于外部世界的评价。而这些或轻或重，或正面或负面的话语，其实只不过是对方内心世界和价值体系的投射。我们如此轻易地，让外在评价压制住自我的生命力，不相信内心真正的声音，或许也是一种对生命的“不负责”。

伊斯坦布尔亚洲区的Kadiköy，是外国人集聚的地方。晚上或周末，我会去那里参加各种聚会。活动中会遇到当地人、旅居者和移民，也有一些我无法定义状态与身份的人。

一次，我们围坐在一张长条桌边，来的人随机加入。随着人数增加，位置一次次挪动，我慢慢被挤到了中间。此时，局面渐渐清晰起来。我的左手边，是一个“失落的世界”：因工作离开乌克兰，战争后再也回不去的项目经理；两位还未完成学业，为了逃避兵役离开俄罗斯，在他乡艰难谋生的大学生；还有来自伊朗，多年回不了家，家人也无法出国的摄影师。

而坐在另一侧的人，我称作“命运暂时的宠儿”：从小通晓土德荷三国语言，拥有双国籍，做着高薪工作的年轻小哥；一个正就读土耳其顶尖大学，英语流利，即将去梦想学府继续攻读硕士的女生。还有一位在本土公司就职，据她自己的描述，晋升还算顺利的棕发女士。

我想听听“失落的世界”人的故事，刻意加入了他们的聊天。但我们的对话总被右边热烈的氛围打断。当对面传来阵阵欢笑声，我身边的人们，面面相觑，陷入沉默。在一张桌子上，人与人的境遇，被划分得如此迅速且明显。

而当下的我，哪边都不属于，再一次我感觉自己游离在这割裂的世界之外。我没有过流离失所的经历，难以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；对主流认可的体面生活也已祛魅，光鲜标签背后的生活到底如何，也是冷暖自知了。

但我们都是人类——命运将我们分配到不同的土地上，境遇被国际形势左右，都努力跋涉，渴望在世上找到自己的栖身之所。

聚会结束，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互加好友，但彼此的生活，再没有过交集。

让一切自然发生

三个月后，签证到期，我离开土耳其，直接飞去了泰国。回到大自然中，伴着阳光与沙滩，绿植与海鸟，我尝试了第一次海边攀岩，整个人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快乐。

带我们的教练是一位身材精瘦、皮肤黝黑的当地岛民。他一身扎实的腱子肉，扎着脏辫，只穿了一条短裤，在常年阳光炙烤的岛屿上，赤脚走路。我向往这种自在，也脱掉鞋尝试。没迈出几步，就感到脚底一阵火烧，赶紧认怂，老实穿鞋。

在泰国的攀岩教练

他的腰间，随时挂有一双攀岩鞋，穿在脚上从不系鞋带。他告诉我们，向上攀登时，只要正确发力，运用臀腿力量，脚尖和岩石接触就可以。我们对语言描述心领神会，纷纷点头表示理解，等真正和岩石展开角力了，才发现完全是另一回事。

一面天然的海边岩壁矗立在我们眼前，经过了千百万年的孕育，壁面凹凸错落。抬起头，天空一大半都被遮蔽了。要推动它，是不可能的。只能想办法爬上去，才能看到被遮挡的风景。我内心有些恐惧，面对它踌躇了一阵。不过探索未知的兴奋，更为激烈。当下，教练的一切提醒都被我抛到了脑后。全程，我都在用手的力量，艰难将自己往上拽。

多次尝试，慢慢找到感觉后，我对眼前的这块大石头不再恐惧。磐石不可撼动，也意味着，当足够了解它，学会与之相处，它也会给予我们无比坚实的支撑。阳光下，看到教练在岩壁上，像只顽猴般灵活矫健，这种天然且野蛮的生命力深深令我折服。

在泰国，除了攀岩，我会练练网球，跑跑健身房，我开始了解自己的身体。回来后，亲友们见到我，都说我黑了，变瘦了，整个人紧实了。

我和身体的关系发生了改变，离职后，困扰我的偏头痛很少发作。我开始相信自己的身体和直觉，而不是像此前，试图用大脑或者理性控制它。人的潜意识，是千百万年自然进化的礼物，如同海边的岩石。我们的社会环境和教育，总是试图用粗暴的逻辑，来驯服这个神秘而强大的存在，何尝不是一种自大？

后来，妈妈因感染新冠后，没有充分休息，又恰巧碰上更年期综合症，有些喜怒无常，体力下滑厉害。我给她了张买泰国的机票，决定带她散散心。半个月下来，她的胃口和睡眠都好了很多。

除了土耳其、泰国，我还去了格鲁吉亚 、阿尔巴尼亚 、阿塞拜疆、新加坡 、马来西亚，都是免签和支持电子签证的国家，这次旅程前后，花了大概十万左右，这里面有自己的积蓄，也有家里的部分支持。我物欲不大，存款的多少，不会引发我特别大的焦虑。

在路上，我不会刻意打卡景点，或是遵循特定的计划路线。一般提前一两天查查资料，有一个大致了解。然后保持好奇，让一切自然发生。

在槟城茂密的雨林徒步，汗流浃背之时，抬起头看到遮天蔽日，几近将我包裹的大树；在坐落于伊兹密尔市中心遗址，曾经繁华的士麦那古市场，瞧见一只蜗牛在两千年前的碎石上缓慢蠕动；在每一个凉意还未消散的破晓，步行去打球，与赤脚化缘的小师父们擦肩而过。这些不经意的偶遇，让我感觉到生命的神奇，冥冥之中，万事万物都有一种奇特的链接，迟钝的感知力也慢慢复苏了。

新加坡的参天大树

游荡半年后，我回来了。在国内，我见了许多朋友。和离开前的疏离不同，我很期待和人的每一次会面与相聚。再和老朋友交谈，我好像生出了一双新的眼睛，我能够识别出一个人是被环境真正压制了，还是内心习惯了长久的自我压制。

我感觉到的是更多人是在自我压迫，关于这一点，大家都是不自知的。出去之前，我也没这个觉察。我会觉得有些可惜，明明每个生命体都那么独特，本值得好好开放，却被困住了。

和朋友们聊天，他们的眼神里会流露出对我这次经历的羡慕与向往。“都可以说走就走！”，我对他们说。听起来鸡汤，却是我的真实想法。可能大家被“社会时钟”驱赶太久，不知不觉中，把人生固定在了一条“轨道”上，不敢脱轨。交谈中，我能感觉到大家对未来都有深深的担忧，以及对不确定性的恐惧。

旅行也并不能解决我的问题，那些出发前就有的焦虑和担忧，背上包，走在路上，依然要时刻与它们相伴。关于旅行，我不想过度美化，也不愿渲染危险。我觉得旅行就是走出自家门，去别人家串个门儿，看看人生是否还有其他可能。

这次回来，父母长辈们也逮着机会，催促我稳定下来。但我很清楚，即便我选择了这样的生活，也并不会让我获得他们口中的“安稳”。安稳更像是上辈人凭借生活经验构筑的惯性。它真能实现吗？我对此保持怀疑。

但这次旅行，让我更了解自己。我性情跳跃，外在物理世界的拓展，对我很重要。这个时间节点上，我很清楚自己还需更多的经历与冒险。接下来，我想尝试一些户外，旅行方面的工作。未来还会出发去中亚，南亚和拉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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